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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新成果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(考古中国)

杨林旭

《人民日报》

解读文明赓续的脉络

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载录于史书典籍中，更镌刻在物质文化与基因血脉的深处。多学科手段、方法的运用，使我们有能力借古人不经意间留下的一鳞半爪，窥见文明赓续的脉络。

利用微痕分析与残留物检测技术，高星团队确认云南甘棠箐遗址中35件木质材料系古人类精心制作、长期使用的专业工具，主要用于挖掘植物根茎等作为食物。为测定这些木器的年代，古生物地层学、古地磁学、光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等多种方法被交叉使用，最终检验、确认它们制作于距今约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，是迄今东亚地区所见最古老的木器。这项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《科学》上的研究，有力反驳了过往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迟缓的观点。

基因血脉的传递虽隐秘却坚韧，付巧妹团队通过前沿的分子生物学技术，成功提取了刻写于微小DNA片段中的信息。这项研究表明，我国西南地区藏族与南亚语族人群之间存在密切的遗传联系，而红河流域正是早期南亚语系人群迁徙和互动的枢纽之一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，因此增添了生物学层面的证据。

在变革中不忘传承，在传承中因势创新的文化自觉，是中华文明历经风雨而不断绝的根基所在。通过对青铜文化演变的研究，朱凤瀚剖析了商周鼎革之际的文化传承与融合。周初涌现的所谓“全新”青铜器形制、纹饰和制作工艺，实际是先周时期周人独立发展的青铜文化的延续。周式青铜器的广泛传播，也见证了殷周族群协和发展的“第二春”。

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、辉光日新的文明。聚落考古、类型学分析等理论视角的切入，清晰展示了先民在社会组织与制度设计方面的创新能力。

张弛从“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”的追问出发，循着聚落格局、祭坛墓葬分布等多方材料，一步步揭示了55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惊人的城市规划意识和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能力。

夏商周三代是青铜器登上历史主舞台的时代。张昌平对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形态、组合与铸造工艺的分析，厘清了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特征。虽然这一时期青铜器生产的规模有限，但“以器载礼”的观念已经形成，这也是推动中原王朝崛起的重要因素。而将高超技艺、审美趣味与政治权力有机融合的礼仪制度，正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突出体现。

揭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文明进程

中华文明的统一性，决定了“国土不可分、国家不可乱”的共同信念。本次发布的研究通过长时段分析、体质人类学分析等方法，深入揭示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。

在《何为中原——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中原文化区的新认识》一文中，戴向明审视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长期发展后指出，中原并非天生就是中心，而是长期文化激荡后凝聚而成的文明质心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中原地区也提供了多元文化向统一中华认同转变的土壤。

族群融合为统一性做了又一注解。东周时期，中原农耕人群北进，与南下的北方游牧族群齐聚于今内蒙古中南部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群迁徙、互动、交流并融合的历史进程，最终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。斯人已逝，但他们的颅面特征化为一条条精确的量化数据，为张旭提供了复原那段历史的证据。农牧交错带不是文明断裂的边陲，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。

如果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孕育于史前时期，秦汉国家则确立了政治与疆域上的“大一统”。作为秦人经略西部边疆的见证，秦“采药昆仑”石刻(尕日塘秦刻石)的公布一度引起学界广泛争论。理不辩不明，仝涛结合严谨的文字识读与地望考证，确认其是现存于原址的唯一一处秦代刻石。这一成果表明，早在2000多年前，大一统王朝国家就已将其意志贯彻到了高原之巅、黄河之源。

中华文明从不固步自封，不断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汲取力量。通过资源网络分析与科技检测，考古学重塑了曾经跨越山河的和平交流之网。

黎海超关于三星堆的研究显示，三星堆文明的突发式崛起，建立在其与中原商王朝、长江中下游等地以及中亚与西亚发达的互动网络之上，但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。这种基于资源互补、技术互鉴的远距离交流网络，是中国各区域间交往的重要形式，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与协和万邦的和平底色。

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出土的唐代扎经染色织物(斑布)，在刘大玮团队的多重分析下揭开了扑朔迷离的身世：织物的主要原料来源于西南地区，生产则在东南和西南各地，经“认土做贡”制度被运至都城长安后，又以赏赐或贸易的形式流转至包括都兰在内的藩国、邻邦。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，都兰纺织品的研究有力挑战了扎经染色织物“印度起源论”，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，在和平的商贸往来中慷慨待人的气质。

新时代，中国考古学应坚守田野发掘与研究阐释并重，推动传统考古学与自然科学、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。以中华大地上持续出土的丰富材料为基础，更多研究成果将为增强文化自信、赓续中华文脉、讲好中国故事贡献考古学力量。